通过对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2012年以后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一些基础性变化，经济增长似乎已经步入新的轨道。数据分析显示，2002-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上升通道，时间长达24个季度。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中国GDP增长在2008-2011年间也经历了较大波动，从2007年四季度的14.2%快速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随后因大规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之后开始继续下降到2012年一季度的8%以下，这16个季度基本的趋势是在剧烈波动中经济增速下行。但从2012年一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GDP增速已连续14个季度保持在7-8%的区间之内；尤其是2015年三季度开始，GDP季度增速出现“超常稳定状态”，连续运行在6.5%-7%的狭窄区间。显然，中国经济增速轨道已发生明显转换，从连续上升、大幅波动进入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分析发现，不仅2012-2016年经济增长保持在6.5%-8.5%区间的横向运行态势已经被统计确认，中期观察（2011-2020）的经济增长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出现无支撑破位下行，进入经济衰退（负增长）通道的概率更小。我们注意到，中国拥有超过13亿人口、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庞大消费市场，基础消费与升级消费对工业品形成了庞大而稳定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业成为全球门类最齐全、拥有全球最完善供应链的经济体，形成了全球最大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与经济周期几乎不相关的“工业循环死库容”。我们还注意到，工业构成中的行业结构也出现明显分化走势。与日常消费相关的行业，如电力热力及水生产的周期波动较低，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从2013年至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的比重上升2个百分点，而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代表的六大高耗能行业下降1.1个百分点，采矿业下降近4个百分点，而且2016年以来仍然延续这种趋势，显示工业结构不断升级，对经济增长形成积极支撑。
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横向运行的理由也很简单。虽然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缓慢减弱，但这些曾经引起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驱动因素目前已经处于低位，短期恢复历史平均水平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向上的支撑力逐渐增强，但体量有限，还不可能成为推动经济进入上升通道的力量。在向上和向下两类势力共同影响下，未来三至五年中国GDP增速将围绕7%左右上下波动，预计大概率是在6.3%-7.7%之间。我们期盼这种趋势能够一直持续到中国经济完成升级。
从战略上考虑，尽量拉长经济增长在新通道运行周期，更加符合中国长远利益。保持一定增速的经济平稳运行是升级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即使从数据上直观地分析，也是如此。从国际经验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很容易落入“陷阱”。
保持经济增长在新通道持续运行，未来有两种可能模式。第一种，主观上想重返上升通道，但客观上无论怎样踩油门都不可能，其结果是不敢松油门，经济增长虽然横向运行，但经济结构僵化、货币过多、杠杆高企、质量效率下降。第二种，着眼于经济结构升级，用增加先进新动能对冲淘汰落后产能引发的下行压力，虽然经济增长走势维持横向运行，但经济结构则由低端走向高端，经济素质由粗放走向精细。
必须警惕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即长期踩油门的后遗症爆发。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明显的政策驱动特性，每当经济下滑时，适时地刺激一下、踩踩油门，经济增速马上能“触底反弹”；每当经济过热，适时收收油门、踩踩刹车，经济增速就会相应回落到预期目标。但是2009年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中国经济的政策驱动规律，尽管各种各类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几乎尝试了一遍，但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显著减弱，同时政策的副作用却急速显现甚至成为制约调控政策的掣肘。实际上，并不是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因而过去行之有效的传统宏观调控手段不再有效。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认识到这种变化，对传统政策手段形成依赖，长期踩油门而不敢放松，则可能带来巨大的资产泡沫，政府与企业债务高企。更严重的是市场配置资源误解导致监管缺失，市场风险频发，形成经济运行扰动；市场疑虑不断加深演变成信心危机，从国际上的历史与经验来看，拉美等国家的教训是深刻的，必须引起重视。
努力促成第二种可能性，实现经济升级。促进经济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市场正在认可经济升级趋势，决策层一直在坚定推进经济升级，经济主体已经受惠并开始积极主动调整战略。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运行转换到新通道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将逐步实现升级：低端落后制造业迅速淘汰，加速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实现制造业升级，并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驱动力，消费成熟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包含了消费市场监管与消费品技术标准的构建与升级；社会保障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金融发展由数量扩张转向金融深化（市场化、借贷自由便利、金融渗透至经济板结领域）。
在新通道里实现经济升级需要新心态。经济升级等不来，要抛弃简单经济周期规律的行业复苏幻想，减轻对刺激政策的依赖。短期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把握趋势，保持定力。一方面，不以短期波动作为中长期政策制定与调整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短期波动保持密切关注，实时判断波动冲击力，防止其演变成不可承受的颠覆性冲击。最大限度避免宏观政策短期化、政策执行形式化。经济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真正立足于国家战略，关键在于必须把握已经确认的经济升级趋势，并坚定地予以推进。
一是研究制定革命性通用技术发展战略。革命性的通用技术会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持续影响，例如过去的蒸汽机、电力、晶体管和互联网。我国当前应重点关注并着力推动下一代革命性通用技术的深度应用，如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系统，先进材料、生物学和各种工程学，传感与互联技术，数据收集、存储与计算技术，等等。
二是努力增强国家战略基础。加快工业更新升级，尤其是先进装备制造业技术更新，为革命性的通用技术发展奠定基础。先进装备制造，应着眼于全球工业生产的高端领域、国防工业的自主研发以及军民工业的深度结合，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三是传统产业结构调整，既要考虑即期市场需求，还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未来发展战略和经济安全。解决产能过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升级，应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减乘除”并用，而非仅仅关注传统行业产能绝对值的减少；即使是非“去”不可的落后产能，也要尽可能依靠市场去“出清”，政府所要作的事情是制定详尽的“落后产能负面清单”并严格执法，同步做好社会保障支持、破产企业劳动者再就业指导与培训等。
四是避免金融风险对于经济走势的方向性干扰。只有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底线，才能保持经济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严格界定主权债务，依法约束主权债务总量与增速，构筑一般市场主体债务向主权债务蔓延的“防火墙”。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软约束、国有企业负债向政府转嫁的实质性“或有政府负债”必须高度重视。地方政府负债形式、可负债领域与债务总量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的信用约束必须强化，必须让各类贷款主体和债权人明白，不仅法律上政府不能对国有企业自身负债提供直接或变相担保，道义上也不再承担连带责任。
五是积极促进经济走向成熟。发达经济体不仅是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成熟度处在很高的平台上。比如社会信用体系，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信用是与生命是同等重要的东西，而我国市场经济的信用文化和信用服务体系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再譬如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商品与服务的理性消费（尤其是鄙视炫耀与浪费性消费行为）、人力资本积累性消费（教育培训体育医疗等）在总消费中占较大比例、严格的市场监管标准及其监管覆盖面与行政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在发达国家这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在我国目前仍然是大家忧心忡忡的沉重话题。